进入8月，来自中央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副部级官员，调任地方进入密集期。
8月初，水利部副部长李国英空降安徽，任安徽省委常委、副书记；
新华社副社长慎海雄空降广东，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工信部副部长毛伟明空降江西，任江西省委常委。
8月刚过去一半，就有3位副部级官员从中央部门到地方担任省委常委。
其实，这样的人事调整从2012年11月十八大召开后就已经开始。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有22位中央和国家机关官员赴地方任职副部及以上级别职位，大多数是副部级别平调，也有从局级向上晋升为副部级别的情况，少数官员则是从副部级别晋升为正部级别。
京官“空降”地方有何优势
翻看十八大以来赴地方任职官员的履历，有这样一个共同特征：绝大多数官员此前长期在中央机关和国家部委任职，仅毛伟明等少数官员拥有丰富的地方管理经验。
刚刚被任命为江西省委常委的毛伟明，此前担任工信部副部长。工信部网站显示，毛伟明在工信部副部长中排名第6，主要分管规划司、产业政策司、运行监测协调局、中小企业司、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原材料工业司、装备工业司、消费品工业司。
公开资料显示，毛伟明1982年从浙江大学毕业后，长期在地方一线工作。先是进入江苏常州绝缘材料厂工作，从最普通的技术工作人员干起，之后陆续担任车间副主任、销售科长、厂长，在工厂干了近14年。1996年，由厂长一职升任常州市外经贸委员会主任。1998年至2006年长达8年时间，先后在江苏省武进市、常州市、泰州市担任市委或政府领导职务。从2006年至2013年的7年时间里，先后担任江苏省发改委主任、省政府秘书长等职务。2013年1月，毛伟明被任命为江苏省副省长，同年11月，调任工信部副部长。
地方治理的经验对于治国理政能力的培养和锻炼甚为重要。在古代，诸多京官起于县郡，原因也是如此。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认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处于转型期，“中央官员有更宽阔的视野，站位也比较高，对主要大政方针把握得比较准确，所以，让中央官员到地方任职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仙芝则认为“央地互动交流”能直接促进中央和地方的干部交流任职，“这既是加强地方治理、促进地方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干部人才培养的长远需求，也是促进央地交流、优化政治环境、预防集体腐败的有利选择。”
离京高官大多数为60后
一直以来，我国都很重视干部交流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2009年下半年，中央发布《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其中特别强调要“推进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实际，将干部交流逐步规范化和制度化”，“逐步健全党政领导干部交流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
在此背景下，十八大以来，以省部级干部调整为标志的干部交流力度明显高于往年。
根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不完全统计，自十八大以来赴地方任职的中央部委官员大多为“60后”，大多不到55岁。其中最年轻的是新华社副社长慎海雄，出生于1967年，今年只有48岁，现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超过55岁的“50后”官员有6人：赴任天津市委常委、副书记的王东峰，赴任北京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的李伟，赴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的彭清华，赴任海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的刘赐贵，赴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的付建华等。年龄最大的是1955年出生的刘赐贵，今年60岁，从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国家海洋局局长，调任海南省委副书记、省长，他也是本刊统计的名单中，唯一一位从副部级提拔为正部级的官员，而由于中国正部级官员的退休年龄为65岁，60岁的刘赐贵作为正部级官员的年龄并不算大。
统计显示，在此轮官员“央地互动交流”过程中，60后逐渐成为主力。汪玉凯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家是要培养年轻干部，“40年代出生的官员基本都退休了，50年代出生如果不是正部级也会慢慢退休，60后成为领导架构的主力是必然趋势，所以选拔这些官员，相对年龄比较小，有一定培养前途，同时能在地方接受一些锻炼。”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统计发现，中央部委官员赴任地方，副部级别的多为“平调”，多就任省委常委，还有个别厅局级干部实现了“升级”。比如，中宣部原副秘书长张西明现任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中组部干部三局原局长喻云林升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养老保险司原司长蔡振红升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他们现在都晋升为副部(省)级。
汪玉凯表示：这也反映了本届领导班子注重干部到基层进行锻炼和实践。”
在胡仙芝看来，干部年轻化是事业发展可持续的一项制度安排，而中央部门的一些优秀干部长期在中央部门工作，客观上更需要得到地方工作的锻炼，才能拥有更全面的工作能力和更丰富的工作经验。“所以，央地干部交流中基本上都选择同一个层级中具有年龄优势的中青年干部。这也是干部成长的客观需求和规律性选择。”
来自纪检监察系统官员居多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统计的22位调任地方的中央部委官员中，有5位来自中央纪委、监察部，他们到地方后依然担任纪检等相关职务，其中又以担任省纪委书记的居多。
现任中纪委常委、山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的黄晓薇，可谓是中纪委“科班出身”。从1998年5月任职中纪委办公厅干部，到现在的中纪委常委，黄晓薇一直在中纪委任职。
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王拥军，履历显示，他第一份工作是中纪委信访室干部，之后任中纪委办公厅综合处处长、中纪委办公厅副局级纪律检查员，1999年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任办公厅副厅级干部，之后又回到中纪委担任外事局局长。2014年1月，从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的位置上，调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
纪检系统的大规模“空降”成为十八大以来人事调整的重要特征。在胡仙芝看来，“纪检监察官员交流任职偏多，这种现象与我国当前中央重拳治腐的大环境基本相适应，这也说明了我国各地打击腐败治理贪官还远没有结束，中国治理腐败还继续在路上。”
记者统计的22位离京官员中，调往东部沿海地区的有9人，数量最多。
在调往东部的官员中，涵盖上海、广东、浙江等发达地区。之所以调往东部的官员比较多，在胡仙芝看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十八大以来，广东、上海、浙江、福建等地调往中央的高级官员比较多，这些岗位造成的空缺不会全部从地方填补，派京官任职顺理成章。
其次，与当地的反腐倡廉有关，“某个地方因腐败抓了一批人，可能容易发生窝案、串案，不适合在当地选拔官员，这个时候就可以派高素质的京官到地方，对地方的工作开展更有好处。”
自2013年5月起，根据中央部署，中央巡视组启动了对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与同级政府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巡视，至今为止，已完成对地方的巡视。巡视之后，一些地方的省级官员应声落马，最为严重的是被称为“塌方”式腐败的山西省，包括时任山西省副省长杜善学、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山西省委秘书长聂春玉、山西省统战部长白云、山西省副省长任润厚、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等官员均被调查，其中5人为山西省委常委。
另一腐败重灾区江西省的落马高官包括江西原省委书记苏荣、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陈安众、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许爱民，而江西省委原秘书长赵智勇则被作降职处理。广东省亦有包括广州原市委书记万庆良、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朱明国在内的多位省级官员被查。
这也被专家认为是山西、江西、广东三省份被派京官较多的原因。
在中央重拳整治山西官场之后，时任中央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的黄晓薇，时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的付建华，时任科技部副部长的王伟中，均在2014年9月被调往山西任山西省委常委。
而李炳军、毛伟明也在中央巡视之后分别从国务院办公厅副部长级秘书、工信部副部长任上调往江西，目前均已进入江西省委常委班子。
李春生在担任广东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之前，任公安部政治部副主任兼人事训练局局长。在入京任职前，李春生曾担任河南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在河南工作期间，推出过全国公安系统的先进典型一级英模任长霞，引起全国关注。另一位离京担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慎海雄，调往广东之前为新华社副社长，他曾经在新华社驻浙江分社担任常务副总编，在上海分社任总编辑、社长、党组书记等职务。
“在反腐败以及经济新常态的大环境下，面临的问题比较突出。这个情况下对官员的要求越来越高，如果地方官员选不好会影响当地的整体发展战略，所以选调一些经过考验的、比较廉洁的，有能力的官员到地方任职，对地方的发展意义重大。”汪玉凯说。
